博士后制度设立四十周年的历史征程与未来展望

1985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标志着我国博士后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的沃土，博士后制度为我国建设人才强国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我国博士后制度设立四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本文将回顾其发展历程，梳理政策创新与制度成果，剖析现实挑战，进一步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国博士后制度40年发展回顾

博士后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1876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其创办研究生院的基础上，又率先为未来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科学家提供研究资助。由于首批受资助的研究者中已有4人获得博士学位，这一群体便被称作“博士后”。这项创新之举逐渐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所借鉴，并在20世纪初逐步制度化。凭借“流动性强”“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快”等优势，博士后制度不仅在二战后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也迅速获得了科技界的认可，成为助力美国二战后国力飞跃的重要人才战略。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需要，博士后制度陆续被引入。1949年，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组织实施招录第一位博士后；1983年，法国第83-1260法令提出可在大学、国家各类研究中心等单位设置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的研究人员岗位，产生了本国的博士后制度；1985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响应学术审议会和文部省的要求，正式确立“特别研究员制度”，开启日本博士后制度的先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博士后制度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普遍采用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博士后制度虽起步较晚，却在引进、吸收与本土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

博士后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博士后制度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博士后制度适应了国家改善高级人才培养环境、培养方式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前行，但“文革”造成的高级人才断层、各地人才匮乏与青黄不接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科研、人事、社会福利等制度发展僵化，暴露出人才难流动、学科交叉困难、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等弊端，严重制约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博士后制度的建立为博士在毕业后设置了一个具有过渡性且实践性强的培养阶段，对培养独立的科研人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适应了国家促进高级人才流动、学术交流与学科交叉，以及科研活动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高级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开辟了一个“特区”。

第二，教育和科研制度的改革为博士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革”结束后，国家全面恢复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着力重建人才培养体系，开展了一系列恢复学术规范与科研秩序、对标国际的制度改革，旨在解除体制施加于人才流动和科研创新的桎梏。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并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1981年实施学位制度，至1983年已有首批本土培养的博士获得学位。此后，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为博士后制度的设立提供了人力基础。同时，国家科研与教育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日趋明晰，科研队伍不断优化，学术活动逐步走向常态与繁荣。在此背景下，设立博士后制度不仅顺应了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迈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为组建更强大的科研人才梯队提供了重要补充。作为连接博士培养与学术职业的桥梁，博士后制度应运而生。

第三，知名学者的倡导与吸引留学博士回国工作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两次致信国家领导人，建议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他在信中强调，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自己的科技带头人。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毕业后必须在科研条件较好、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过几年锻炼，才能逐渐成熟。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里设置特殊职位，遴选新近博士开展博士后研究，以拓宽知识面，探索与明确发展方向，并通过流动机制促进学术交流。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同志专门会见李政道，听取相关建议。李政道指出，博士后不同于博士，更强调学者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应鼓励其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自行选择研究课题，增强研究能力。同时，他介绍了1979年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的进展情况。当时，CUSPEA学生已有4届约400人，其专业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随着这些留学博士陆续学成回国，如何妥善安置使他们继续发展成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李政道提出，为留学归国人才和本土研究生提供持续深造的平台，可在国内设立若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先行试点，形成有序流动、学有所用的人才机制，释放学术研究新活力。邓小平当即表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新方法，他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以后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动站。自此，博士后制度逐渐成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的重要保障和国家科技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博士后政策发展的创新举措。

过去40年间，我国博士后政策在持续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家战略与人才培养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多项制度创新，推动博士后制度走向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

第一，加大对博士后人才的支持力度，推动项目体系向高质量、国际化和区域均衡化发展。其一，设立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简称“博新计划”）、香江学者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博士后国（境）外学术交流项目等一系列重点项目，拓展青年人才的国际合作与流动空间；其二，2025年首次开展了香江学者计划（湾区项目）、澳门青年学者计划（湾区项目），以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其三，通过“地区专项支持计划”，对在西部、东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及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博士后设站单位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予以政策和资金倾斜支持。这些多元化的项目体现出国家在博士后制度层面的战略性投入，为培育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和优化科研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二，拓宽博士后创新创业路径。一方面，在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鼓励高新技术企业、重点产业园区吸纳博士后研究人员，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发挥博士后制度在推动企业创新和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此外，2021年启动实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备案制改革，在赋予企业更大设站自主权的同时，采取“宽准入、严监管”的管理模式，推动博士后制度更加灵活、高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举办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开展博士后揭榜领题常态化活动，为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广阔平台。

第三，加大在交叉学科领域的设站力度，鼓励跨学科招收、培养复合型博士后，支持博士后从事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领域研究。例如，开展专项资助计划，通过A档博新计划等项目对瞄准国家重大战略、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的博士后给予每人每年28万元的日常经费资助，国家资助为期2年，并一次性配套8万元科研经费，保障其深入开展前沿尖端研究。同时，一些设站单位还配备资深专家团队，为跨学科、跨领域项目研究提供全方位指导，提升研究质量与转化潜力。

我国博士后制度40年成就进展

经过40年的深化改革，我国博士后制度在培养国家急需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服务国家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博士后制度已成为各地区引育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企业建成技术创新主体的重要平台，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筛选与补充师资和科研人员的重要来源。在制度持续推进下，其在招收规模、经费资助以及培养和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全国博士后招收培养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博士后制度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制度与人才的活力不断激发，吸引了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青年人才。博士后制度经过40年的发展，共设立了8800多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累计招收博士后人员超40万人。2024年招收人数再创新高，达4.2万人。此外，2022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博士后研究人员平均进站年龄为31岁（流动站博士后为30岁，工作站博士后为32岁）。其中，男性博士后20059人，女性博士后12281人；外籍博士后1314人；港澳台地区博士后50人；留学回国博士后（含港澳台地区）2959人。

博士后培养经费资助力度加大与筹措来源多样化。

在对博士后资助力度加大的同时，我国逐步健全完善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首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经费高、资助人数多。自1985年设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987年开始正式实施资助以来，2008年经费突破1亿元大关。截至2022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累计资助83亿元，资助博士后近12万人。2024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金额约为9.26亿元（其中与省级政府联合资助1080万元），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10438人。其中，面上资助金额为6.62亿元，资助8656人；特别资助金额为2.1亿元，资助1198人；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金额为4000万元，资助500人。此外，我国积极完善资金多元投入机制，在发挥中央财政投入引领示范作用的同时，鼓励地方和设站单位加大经费投入，拓宽各类基金支持渠道，引导广泛的社会资金支持博士后事业发展。

博士后制度成为培养和吸引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引擎。

博士后制度自设立以来，始终在提升我国科研事业的国际化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博士后制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具有国际视野与创新潜质的人才。依托博士后研究平台，大量青年学者通过参与国际交流与跨国合作，不仅拓展了学术视野与合作网络，也提升了科研水平与学术影响力。为进一步支持博士后的成长与国际化发展，各地陆续推出一系列高层次支持项目，如上海“超级博士后”、江苏“卓越博士后计划”、湖北“博士后卓越人才跟踪培养计划”、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项目”等，这些项目在资金支持、学术资源配置、出国交流机会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博士后制度日益成为吸引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机制。截至2022年6月底，上海在站博士后中，外籍、港澳台和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占比达24%。同时，越来越多的外籍科研人员选择通过博士后项目投身于我国科研事业。2022年，全国共有1314名外籍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覆盖86个国家，其中巴基斯坦（694人）、印度（90人）、伊朗（64人）为主要来源国。

新时期我国博士后制度的挑战与未来走向

自建立之初，我国博士后制度就肩负着科技强国、培育人才的重要使命。进入新阶段，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迅猛发展，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紧迫的战略性任务。博士后制度作为高层次创新人才成长的“高速路”，既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也亟待与时俱进，探索新的改革方向。

新时期我国博士后制度面临的挑战。

我国博士后制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其一，高质量发展与数量扩张之间存在矛盾。博士后制度实施40年来，我国博士后的招收规模持续扩大，但部分单位仍然存在“重引进、轻培养”的倾向，粗放型规模扩张与培养机制缓慢滞后并存，部分单位设站门槛低、科研资源有限，制约了高水平科研人才在这一研究“黄金期”的发展空间。其二，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制度吸引力不足。随着全球人才竞争加剧，我国博士后制度在工作条件、薪酬待遇、福利保障、国际化工作环境、聘用制度灵活性等方面仍显薄弱，影响了接纳不能用中文工作的国际学生在华做博士后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做博士后的意愿。其三，职业发展路径模糊与学术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生存环境相生，使人才流失风险加剧。我国博士后与高校、科研机构正式教研岗位的衔接不顺畅，退出机制和转岗通道不完善，加之出站后应届生身份的丧失，导致一些博士后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困境，不少人最终转向非科研岗位，造成高层次人才的流失和浪费。其四，区域与学科发展不均衡。博士后人才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中西部科研单位引才能力较弱；学科分布上，呈现出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问题，2022年全国博士后进站人数最多的学科门类是工学、理学和医学，共占比83.1%，人文社科发展明显滞后。

新时期我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方向。

博士后制度作为我国引进、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制度，在新的发展形势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环境下还需要围绕国家政策导向进一步改革完善。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推动博士后成为高校教师的重要来源”。为落实这一要求，第一，应稳步扩大博士后的招收规模，逐步提高博士后在我国科研团队中的比例，在加强理、工、医等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紧缺领域供给的同时，鼓励人文社科领域设站，推动其与新兴学科交叉设站，保持博士后专业分布多元化；第二，优化博士后站点的区域布局结构，通过经费支持、人才项目、就业政策等多种方式加大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资源倾斜力度，推动博士后事业发展的物质资源和人才资源在空间上的多元流动；第三，优化博士后向教师岗位的转化机制，鼓励用人单位将博士后作为后备力量纳入长远规划，在岗位设置、招聘制度、职称评定等方面建立与新形势下博士后制度相匹配的衔接机制；第四，坚持质量导向，强化导师对博士后的培养责任，完善教学实践支持体系，增强博士后的教育教学能力与学术影响力，并持续提升科研平台的开放性与吸引力，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科研环境，多方面增强对海外优秀博士的吸引力；第五，大力推动企业博士后发展，充分发挥博士后在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振兴中的作用。（作者刘宝存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尤陆颖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基金项目：2023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大都市教育发展战略与发展水平比较研究”[编号：23JYA001]）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7期）